一、引 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督教各差会大量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对华传教事业。其对华传教格局与安排，不仅体现在直接来华传教，还特别注意在美国华人尤其是华工中间传教，并通过这些华人基督徒，向其家乡进行“逆向传播”。如此，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主客体以及传教路径逐渐发展出以下趋势：传教士与中国本土的单一主客体关系演变为传教士、美国华人基督徒与祖国家乡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单向传教路径则演变为一种信息和资源循环流通的传教互动网络。其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主体性地位日渐突显，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传教力量。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重心，已从过去侧重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转向对本土教会发展与演变的探讨。但无论重心如何，对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海外华人基督徒这一群体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本地教会、海外华人基督徒这三者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以及华人基督徒在传教士与祖国家乡之间乃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见。

赵晓阳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以新西兰华工为例分析了他们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但她认为：“旅居新西兰的淘金华工信仰了基督教，并由此引发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和拓展行动，确定将淘金华工的广东故乡作为他们的海外传教新区域，‘回向性’开拓传教地区，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惟一的一例。”①赵晓阳：《逆行与承继：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是否由淘金华工信仰基督教而引发姑且不论，但将广东作为目标区域进行“回向性”传教，新西兰长老会的事例显然并非独有。实际上，从淘金华工大量移民美国开始，不少教会就萌生了将基督教影响通过这些华工尤其是华人基督徒拓展至他们家乡的想法。例如，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就设计了向旧金山华人的家乡的传教计划并付诸实施。②参见吴宁：《没有终点的到达：美南浸信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而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先是积极在美国华人中间传教，随后委派传教士专门前往华南地区传教，其传教历程和贡献在基督教传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更是不可小觑。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华人基督徒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通过对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公理会的特殊关系以及华人基督徒主动推动并大力帮助公理会传教士到华南地区传教的整个过程进行考察，分析清末民初美国华人基督徒这一特殊群体在基督教传播网络中的角色，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双向传播者”的作用，进一步诠释中国基督教史上这一特别面相，丰富和深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意蕴。

二、华人在美国结缘公理会

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中国南方居民前往美国，加入“淘金潮”大军。从移民的数量来看，1850年只有700多人，到1860年猛增到人；1870年，美国华人数量有人，到1880年更激增至人。③岳志强：《“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6-27页。从移民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从移民的来源地来看，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以广东为最多。广东的移民则主要来自三邑南番顺地区（南海、番禺、顺德）、四邑地区（新宁、开平、新会、恩平）、广州、香山以及客家等地。1850—1880年30年间，广东四邑地区的华人移民比重稳居首位且直线上升，其他地区的移民比重则逐渐下降。

当然，华人移民美国的过程并非平稳顺畅，而是深受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而曲折沉浮。伴随着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排华浪潮，美国于1882年出台排华法案，以阻止华人移民的进程。不过，这扇大门毕竟没有完全关闭。1882—1943年间，在美国的华人人口先是减少，然后是少量增加。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人口在10万上下。④邱燕娜：《美国华人信仰基督教的历程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6页。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前往美国务工，他们到达加州、纽约、波士顿等地，而四邑地区的华人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同时，中国的商人、留学生以及美国出生的华裔的数量也逐渐增长，他们所受到的西式教育使其较半个世纪前的华人前辈们更容易接受当地社会主流文化，所从事的职业也由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各行各业，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