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对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做出了指示,并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文章。面对公共卫生体系迫切的改革需求和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人才培养是关键。预防医学生是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是回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高校之责。公共卫生伦理则是公共卫生实践活动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对预防医学生的德性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方向。

一、公共卫生伦理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公共卫生是通过预防控制疾病和伤害,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健康、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公共卫生伦理则是公共卫生实践活动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体现着公共卫生行动的价值导向,用以调节活动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为公共卫生行动提供伦理辩护。它包括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和互助原则。从公共卫生以促进人群健康,并以此促进公正社会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来看,公共卫生伦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成果和价值光辉。

(一)效用原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理论基础

效用在公共卫生领域中是指实施某项公共卫生政策、措施或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分为正效用和负效用。正效用即是指给人群或全社会成员带来的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的好处[1];负效用是指可能给相关人员带来的风险、负担及其他权利和利益方面的负面影响。效用原则即是指采取的公共卫生行动必须净效用最大化,同时在伤害不可避免时负效用要尽可能小。

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大多数人群的健康目标和少数人的个人利益之间常常存在着伦理冲突。马克思辩证学说为效用原则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任何事物以及事物的内部、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但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结;矛盾着的事物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能够促进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同时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在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生突出事件中,大众群体统一于健康这个共同的目标,但健康人群的保护和感染者、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自由行动权在某种程度上又存在对立的关系,对特殊人群的隔离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少部分群体的自由权利;在促进群体健康的目标指引下,通过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感染者向健康人群的不断转化,推动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进行。因此,效用原则在对立统一学说的语境下实则为矛盾的正确解决,需要政策制定者或行动实施者在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好矛盾分析法,采取最为合理的行动。

(二)公正原则以社会公正思想为导向

公共卫生事业具有典型的福利性和社会性特征,公正原则的提出是公共卫生为所有人健康立命的核心价值体现。公正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公平或均等,而是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享有一定标准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且机会均等,结果均等。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正是正义所要求的”[2]。公平正义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只有真正的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满足每一个人健康利益的实现。公正作为一种实践行为和一种价值理念,是对物质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的集中体现,从社会和个人具体的实践中生产出来,又影响和作用于个人与社会,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制下,公正原则的实践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成为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一种补充,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需求。基于当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公正原则的实践在效用原则的基础上只能以需要为标准,而不能有其它标准。

(三)尊重原则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为价值遵循

尊重原则是指在公共卫生行动中要尊重个人的自主性、知情同意权、隐私权、自我决定权等,是对个体价值的认同,可以有效调节实践活动主体间的关系。

尊重原则充分体现了个体“人”的重要性。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为目标,追求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同向而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为个人获得全面自由地发展提供了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人,具有生命属性的平等。其次,“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个人”,是实践着的个人,在对自然和外界的改造中创造着历史,形成社会关系,同时印证着自我存在,以实践为手段完善自我。人是实践的目的,而不是沦为物质生产的工具,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因此,人具有社会属性的平等。再次,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在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的生存需要之外的需要,赋予了人以精神属性,爱、尊重等需求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需求。因此,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平等体现出尊重原则的应然。